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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律師: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中國律師: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博主按:這是應“點睛政法網路學堂”邀請所作的專題講座。這是一篇命題作文,關於律師党建。但核心在於從黨建的角度著手,闡述當下的中國,律師個體成長、律師事務所群體發展以及中國律師行來整體責任擔當的相關問題。說白些,就是關於怎樣做好律師、如何辦好律師以及如何提升律師的行業價值和人生品味進行些思考,作一些努力。律師不應有“律師病”,多為社會做些積極的、建設性的事情。圖為五月十六日大成臺灣開業,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先生致辭。]

引言:當前的形勢和黨建工作對中國律師事業發展的借鑒

1、律師:《律師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律師既包括律師個體,也包括律師事務所中的律師群體,還包括中國律師的整體。是一個謀生的職業,解決社會糾紛的專業,提供法律服務的行業,促進社會進步的事業。

作為在野法曹與法律騎士的律師,在中國語境下,是一個光明而充滿艱辛甚至血淚的職業:八月大熱天還穿西服打領帶的,不是賣保險的就是做律師的。中國律師被罵得一塌糊塗時有耳聞,被打甚至在法院門口打斷手腳打斷脅骨亦不是新聞,被抓、被關、被無辜判刑,被無良媒體抹黑,甚至被無中生有地誣陷嫖娼,也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律師的執業權利和社會地位取決於民主法治的進程,中國律師的形象與成就取決於律師的修養與作為。而在中國的“官本位”影響之下,律師因為無權而倍受蔑視;在“錢說話”的拜金時代,律師因整體經濟實力的匱乏而常被輕視;在“君子不言利”的傳統之下,律師又因追逐回報而屢遭鄙視。在當今“後李莊”時代,如何提升律師的職業聲望與信心、維護律師的權利與形象,走出被權力打壓和不被百姓尊重與信任的雙重尷尬,發揮律師應有的職能和貢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形勢和任務”。

2、黨建:党的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廉政建設。古今中外,沒有哪一個組織象中國共產黨這樣戰勝過如此之多的艱難險阻、取得如此驕人的業績。中國共產黨的黨建歷史,就是一部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成功史。活學活用中國共產黨的党建智慧,就是最符合中國實際的成功學。律師、律師事務所,也要好好學習這門最符合中國實際的、最經得起檢驗的、最具發展力的“成功學”。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與民主法治的新進程,黨建工作在新時期也面臨著諸多重大而複雜的問題,需要與時俱進。尤其在非公組織中,律師職業的特點與其在民主法治進程中的特殊作用,又使律師党建具有特殊的重大意義。

3、和諧發展:包括律師個體的成長;律師事務所的發展;律師行業責任的擔當。包括律師職業價值的充分實現與人生品味的提升。

一、律師党建要符合律師職業特點和時代特色,要堅決反對“黨八股”;要善於從黨的理論、檔、方針、政策中找到發展的方向和方法。

1、律師党建要尊重律師的職業屬性:律師生來就被賦予政治使命:法治社會中的律師是公民權利的忠實代表、社會理性不同聲音的忠實代表、是以公民權利制約公共權力的忠實代表。律師是一個社會天生的異議者和批評者,律師党建要符合律師職業的特點,不能把律師管成權力的綿羊,管成體制內的幹部,這就會使律師失去其應有的職業價值。

2、律師党建要尊重律師的職業規律。曾經有人到大成考察,問我們的“三會一課”弄得怎麼樣,黨員學習筆記(還要求是手寫的)做得如何。這很讓我們反感——我在機關做過支部書記,還有過基礎黨組織的工作經驗,深感律師事務所党建工作沒有任何公共資源,跟機關求進步、跟基層求提拔完全不一樣。律師党建工作絕對不能走形式,而要符合律師職業特點和時代特色。大成抓黨建的方法,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從黨的檔、方針、政策的字理行間提前捕捉到發展的方向;從黨的社論、報告、文章的字理行間找到發展的方法。大成黨建工作始終緊緊把握科學發展這個硬道理,結合時代特色與律師行業特點,找准了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党的基層組織的定位;找准了組織建設的方向和主要任務;找准了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戰鬥堡壘作用的方式;找准了黨員利益、事務所利益、行業發展、社會責任的結合點;找准了培育黨員奉獻精神的途徑和方法。

3、要通過党建找到律師事業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大成黨員律師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工作重心就是社會發展的重心,就是全社會資源投入的重心。提前找准未來發展的重心,是律師融入社會發展主流獲得巨大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重要因素。例如,黨的中央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企業改革。大成律師進行了深入研究,找准了產權改革的發展方向,找到了國有企業改制的大方向。於是,大成提前投入了大量人力進行研究,撰寫文章,發佈報告,制定操作規程。當國家有關部委在著手這件工作的時候,發現法律方面我們遠遠走在前面,於是不可避免地和我們進行合作。於是,大成律師又介入了國家最高層面的培訓,參與國家相關問題的立法。國資委在制定國企改制相關規範性檔的時候,大成律師的意見被直接寫進其中,為律師業發展做了一大塊“蛋糕”,大成的國企改制也遠遠走在全國同行的前列。類似的事例,還包括党宣導創新型社會建設,大成律師在風險投資、私募股權融資等領域的領先發展;黨採取力度關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大成律師敏銳地為農村信用合作社建設探索出一條與政府共建的道路——肖金泉律師在美國演講時就深刻地提出“誰來拯救美國?——中國農民”——中國農村的城鎮化建設,將為世界提供巨大的發展市場和機會從而帶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徐永前律師組織律師團隊,在山東兩個地區和政府一起抓新農村建設的試點。而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歷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符合中國實際的工作方法。律師學會用党的政策、方法、習慣性用語來解讀法律檔,來與政府官員、國企老總、人民群眾溝通,往往會很容易溝通,會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既可以與主流保持良好溝通,也可以成為重要而有效的維權方法。當權力者違反政策、法律做事時,用黨的檔說話,用黨的政策說話,用黨的表達方式說話,往往比用單純的法律語言更有效果。近年來我在處理投資糾紛時,發現地方政府往往會用所謂“老職工來信”說事。對此,我們就要與政府領導一起學習體會“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人民群眾來信不僅僅是對投資商的指責,更是對政府改善投資環境、服務企業發展的期待,政府應該多多反省,而非以此打壓投資商。

4、律師党建要尊重律師事務所的法律屬性:大成這樣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依照合夥協議約定,共同出資、共同管理、共用收益、共擔風險”,“律師事務所的財產歸合夥人所有,合夥人對律師事務所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合夥制律師事務所依法獨立開展業務活動”。從《律師法》規定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的性質、法定組織形式和治理結構來看,合夥制律師事務所党的基層組織在律師事務所並不處於直接的領導地位,它同其他黨派、組織一樣,在事務所沒有任何特權,它既不同於街道、鄉鎮的黨的基層組織,也不同于國企和國辦組織的黨的基層組織。它是黨在社會組織中的特殊戰鬥堡壘。

5、要找到符合各自特色的党建道路。目前律師事務所黨支部書記的設置有三種模式:律所主任兼任書記;非主任的主要合夥人兼任主任;一般律師或專職黨務人員任書記。每種模式都有其利弊,只要適合律所發展就好。大成律師事務所黨組織不謀求在律師事務所的直接“領導”地位,而是通過品牌黨員律師的精英團隊在事務所各項經營管理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影響、引導、支持、推進事務所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大成黨建工作不謀求當然的“特殊”待遇,黨建工作開支全由黨員律師自己解決。如果黨員律師連自己的經費都解決不了而要求別人幫助,還奢談什麼“先進性”?!找准位置、端正心態,大成黨建工作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理念:那就是通過黨組織和黨員律師的“先進性”來凝聚、引領律師向黨組織靠近;通過黨組織和黨員律師的先進性,帶動律師成長、促進律所發展,更好地服務和回報社會。

二、通過黨建“內聚人心、外聚人氣”,促進律師事業全面發展

(一)抓党建促進律師個體成長:堅定信念,堅定信心,集聚資源,提升品味

一個群體、一個職業影響社會的基礎,都是其所佔有和支配的社會資源——無論是以貨幣的、還是非貨幣形式體現出來。抓好律師党建,可以在保持律師職業特性的同時,有效提升律師自身的職業素質,使律師更好地得到社會的認同,更和諧地融入社會生活主流,從而使律師所能掌控的社會資源無論在質和量上都得到顯著“增值”。律師有機會得以支配的社會資源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是律師的“人力資本”,俗稱“才”,即律師及其團隊自身的修養、能力。應該說,不同的律師社會影響力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個人魅力與專業能力乃至氣度修養的差異。有“工匠型”適於做具體事務性工作的律師,也有“設計家型”可以為客戶提供戰略服務的律師;有適合做具體業務的“技術派”律師,也有更長於拓展業務、管理團隊的“領袖型”律師;有成為客戶辦事員的“工具型”律師,有取得客戶信任的“顧問型”律師,也有贏得客戶尊重的“導師型”律師,還有與客戶共同獲得尤其是不正當利益的“夥伴型”乃至“狼狽型”律師。不同的能力與價值取向,決定了不同的律師的“才”,即人力資源。

律師之“才”包括三個層次:一曰“術”,即律師的專業技術,做事的能力。律師的專業技術唯有“實用”、“高端”、“稀缺”方彰顯其價值。二曰“道”,即律師的人生智慧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律師不僅僅需要具備法律技術,“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善於溝通和解決問題,是律師之才更有重要的因素。三曰“勢”,即律師所處的平臺,包括在什麼樣的城市、什麼樣的律師事務所、接觸什麼樣的業務和人員,等等,決定了律師能夠凝聚多少人力資本、社會認可與社會資源。

二是律師的“社會認可度”,俗稱“名”,即律師得到市場認可並因此具備的聲望。這種資源,是在律師人力資源努力的基礎上,社會尤其是市場對於律師的認可,這種認可從財富價值的意義上是社會與市場將部分公共資源賦予給律師個體。這種社會公共資源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應該超過律師自身的人力資本。

律師之“名”需要“知名度”、“美譽度”與“專業度”;律師要出“名”,但務必要把握“出什麼名”、“在哪出名”、“如何出名”。需要有尊嚴的行銷,堅決反對泛行銷,甚至公益都成為一種行銷。

三是律師的社會公共資源,俗稱“關係”。這種“關係”,一般包括律師與“官場”的關係,與“老總”的關係,與各種社會勢力甚至黑暗勢力的“關係”。所謂“官場”其實就是指權力,一種最為集中、最為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所謂“老總”,一般是有實力的市場主體的通稱,既包括擁有巨大社會資源的民企老總,也包括擁有更大社會共同資源的國有資產成分的“老總”,背後是生產財富的資源——資本;各種社會勢力乃至黑社會勢力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他們以非法定的方式掌控著社會公共資源。顯而易見,作為“關係”背後的社會公共資源,無論在質與量上又都遠遠超過所謂的“名”。

因此,所謂律師有“才”的不如有“名”的,有“名”的不如有“關係”的,其實是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的。一般而言,律師的“才”是“名”的基礎,而“名”又往往是“關係”的基礎。律師無“才”難以出名,即便出名亦難長久或深入;而律師的“名”往往是律師建構“關係”網,提升自身社會影響力的基礎。有的律師因長期在媒體露“臉”而頗有“名”,但在媒體上露“臉”靠得更多的其實更多的是與百姓日常生活相對接的低技術含量律師業務,這種准公益性行為所獲取的“名”還需要有相應專業領域知識與技能乃至律師個體的綜合素質來支撐。所以,律師要做到還是應該夯實基礎,修練好“內功”,使自己既有專業技能與眼光,又具備良好的人文修養與智慧,更具備從高端切入市場的眼光、膽識與智慧。律師唯有做到“優術、明道、取勢”,方可最大可能地擁有社會資源,提升自身價值與社會影響力。

(二)抓党建促進律師事務所的發展:制度,文化,價值觀----品牌,內聚人心,外聚人氣,培育文化,健全制度

1、凝聚力:党建工作對於律師事務所建設的作用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內聚人心,外聚人氣。律師事務所做大了,用什麼來凝聚人心?單純的利益相聯顯然是不夠的,需要制度,需要文化,需要核心的價值觀。党建工作,相當意義上就是解決這些問題。大成黨建做得有特色,黨政機關、兄弟律所、新聞媒體等等,都給予了相當的關注,我今天也才有機會在這裏向大家報告。這就是外聚人氣,提升律所的品牌和影響力,凝聚社會公共資源。

2、文化力:大成把黨的民主集中制理念融入律所文化建設。大成的民主首先要感謝彭雪峰主任的氣度與自我革命。在大成發展最艱難最關鍵的時刻,彭雪峰主任摒棄了大成原先的主任負責制,而真正形成合夥人會議負責制,從前形成大成民主氛圍的基礎。目前,大成宣導並形成了“有效率”的、“光明正大”的民主氛圍,“志存高遠、海納百川、跬步千里、共鑄大成”的文化理念。大成的建設民主、科學、公開、公平、穩定,不僅保證了律師事務所的飛速發展,也使每一個大成人找到了主人翁的自豪感與歸屬感。

3、制度力:民主集中制與科學管理的理念、原則已牢牢落實到大成律師事務所制度建設的方方面面:

其一,建成了議、決、行、監各自分立、相互監督、共同促進的管理體制。大成形成了層次分明的合夥人制度,使律師的發展成長呈階梯性狀態,有利於律師個體的成長和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大成的合夥人會、高級合夥人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大成的高級合夥人都進入不同的委員會負責大成發展不同領域問題的研究,是議事機構。鑒於大成高夥已超過一百人,且分佈在全國,故大成高級合夥人會議又選出九人組織的管理委員會,行使日常決策權,但其重要事項都要依據規則經高級合人人授權或認可。大成在九名管委會成員中設一名管理合夥人,管理合夥人不從事具體律師業務,是大成的執行機構,對高級合夥人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大成還選出由七名高級合夥人組成的監事會,監委對大成所有事項享有獨立的監督權,同時負責組織專門機構調處所內所有律師間的利益爭端。

其二,我們已經形成了科學高效的風險控制、案件品質管制、利益糾紛解決以及合夥人之間良好溝通的科學機制。律師事務所的制度中,最核心的是分配體制,最基本的是風險控制體系、品質管制體系與爭端解決機制。大成已經建設了利益衝突查詢機制、嚴格的公章使用管理制度、統一競標制度、接受採訪和出外授課審查機制,以有效地防範和控制風險。大成案件審批制度、高級合夥人對律師的督導制度、集體討論制度、部門分工制度、案件品質內核制度等等,都有效地保證了大成律師的辦案品質。對於合夥制的律師事務所而言,律師執業不規範可能給律所帶來麻煩,但合夥人、尤其是主要合夥人之間的衝突,往往可能導致一個律所的徹底分裂。合夥人之間的衝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意氣之爭,需要加強溝通、理解與調解。目前大成管理合夥人的德高望重與善於協調,非常有效地防止了這個問題。而大成律所業已形成的律所文化和氛圍,也有效地促使合夥人、律師更加自律,不可能做出出格的事情。另一類是利益之爭,這種利益之爭包括三類:一是案源之爭,大家都有意某一案件產生衝突,可以共同組成團隊參與,亦可依據優勢優先、補償退出者的機制來解決這一問題;二是成本之爭,即在做案件過程中,成本如何分擔;三是利益分配之爭,即共同作業的律師團隊成員之間如何分配利益。對此,大成設立了專門的裁決機構,由監委組成裁判庭根據雙方陳述與舉證,從利於大成的角度作出裁決。裁決一經作出即發生效力,交由財務機構執行。目前,大成正著手改制為有限合夥制的律師事務所。這對大成的風險控制與再發展,必然起到一個巨大的促進作用。

其三,我們已經探索出一條現階段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提成制與專業化分工、團隊化專業相結合的道路,為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提成制條件下的制度創新開闢了全新的道路。

大成是以提成制為分配基礎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這是大成目前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一般意義而言,提成制與團隊化作業、專業化分工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大成經過積極探索,找出了一條現階段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提成制與專業化分工、團隊化相結合的有效途徑。自2004年以來,大成開始堅決打破由合夥人帶團隊的做法,所有律師均由律所聘任,從律所收取報酬,完全打破律師事務所律師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在此基礎上,大成設立多個專業部門,如訴訟部、刑事業務部、國企部、金融部、資本市場部、公司部等等,進行專業化分工。大成所有律師均根據自身特點進入相應的專業部門,律師事務所的業務專業化工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並日益發展,大成律師團隊化專業更是已成規模。舉個例子說吧,我現在什麼業務都敢接,為什麼呢?因為大成的律師團隊已成規模,做什麼業務的都有,而且都是好律師。這是我信心的後盾,當然我自己也需要對各種法律業務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對解決問題的基本智慧和資源有相當積累。這樣,就在大成內部也形成一個雙向的市場化選擇:合夥人拿到業務,會選擇最合適的律師去操刀做業務。如果做業務的律師要價過高、技術不到位或是敬業精神、合作精神不好,很容易失去合夥人的信任、失去大成的市場。如果拿到業務的合夥人太摳門、太欺負人,就沒有律師願意給他做業務。這樣,就有一個競爭,一個專業化的分工和提升,一個合作發展的氛圍。

(三)抓党建促進律師更好地擔負起時代所賦予的社會責任

一個組織要想立身百年,社會責任永遠是第一位的。偏離了社會責任的發展,是不可能持續的。以社會責任為己任,自覺把律師事業融于黨的事業中,這才是中國律師事務所發展的必由之路。縱觀現今法律服務業的發展現狀和趨勢,歐美律師事務所經過上百年的發展,無論在規模還是法律服務種類和品質上都已經遙遙領先,形成大型、超大型律師事務所,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迅速向全球輸出法律服務,形成了法律服務全球化的格局。而國內目前的法律服務行業規模小,服務產品技術含量低,事務所的創收與英美相比差之千里。創建國際大所不僅是我國律師行業的歷史使命,也是律師利益的根本所在,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復興民族大業的要求。在黨的科學發展觀思想指導下,大成律師事務所近幾年高速發展的實踐,充分證明了中國的律師事業與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是一致的。

1、要通過黨建工作提升律師職業榮譽與尊嚴

日前出差辦案,員警特別客氣,說:呂律師很有名呀,到我們這來講過課,報紙還登過一整版!然後又說:大成所特別特別有名呀,那個被抓起來的李莊律師是你們所的吧!——坦率地說,我當時有種被閃了腰的尷尬,我也可以肯定這個員警是拿這說事來挖苦辦案律師。­——職業聲譽與尊嚴,是任何一個職業對社會有所貢獻的道德資源基礎。李莊事件對中國律師事業的負面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中國律師尤其是刑辯律師的形象,被某些狂妄自大、不受制約的地方勢力以及淪為權力工具甚至充當權力打手的無良媒體們描得夠黑了。關於刑事審判中辯護的價值和意義,古今中外的法學和非法學大師們,已經做了精闢論述,中國的憲法和法律們也作出了明確得不能再明確的規定,實在不需要我再囉嗦。基礎性、常識性的共識在於,辯護律師的存在,是確保打擊犯罪的依法進行,是從不同角度支持懲治犯罪、實現社會正義——刑事辯護的價值在於支持打黑而限制黑打。如何對待辯護,是黑打還是打黑的試金石。有組織地抹黑甚至陷害律師個體甚至律師辯護制度,無疑是在反法治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太遠。

律師党建工作,要針對社會上對律師的種種誤解,甚至是有組織的抹黑,律協,理直氣壯地給受委屈的“孩子”爭個清白、討個公道,要大張旗鼓地闡明律師尤其是刑辯律師的價值與貢獻,為律師正名,為維護律師職業權利而努力抗爭。律師行業發展,首要的任務是提升中國律師的職業聲譽、職業尊嚴與職業權利——一個失去尊嚴與榮譽的職業,註定是沒有地位、無法實現其價值的職業。

2、要通過黨建工作提升律師的行業地位

1)一個個體、一個群體影響社會的基礎都是社會資源,尤其是社會公共資源。一個行業的社會公共資源包括政治資源、文化資源、道德資源與人力資源。我曾將中國律師的尷尬地位歸納為:在官本位社會,因無權被蔑視;在拜金時代,因無錢而被輕視;在君子不言利的傳統下,因謀利而被鄙視。說到底,其實就是律師行業社會公共資源的嚴重匱乏。

2)律師的政治資源:政治資源的主要是權力,而律師不具備任何公共權力,甚至常常天然地、本能地站在權力的對立面。因此,律師最重要的政治資源,應當是源自代表公民權利對公共權力的制約,而不是成為權力的一員或是淪為權力的奴隸。因此,試圖討好權力、強化律師作為權力工具的屬性(最典型者就是要求律師“講政治”)或是通過懲罰可能犯錯的“孩子”(典型者如李莊事件)來討好權力,以此提升律師政治地位的路子是根本走不通的。律師的地位取決於民主法治進程,律師的社會評價取決於律師的修養和作為。要通過党建引導律師操守、品行、修養、能力的自我完善,這是律師職業積累道德資源的根本之所在。要引導律師眼光向下,貼近民眾,以擔當、以專業、以敬業積累職業聲望,以此積累政治資源、文化資源與道德資源,以民意代表、在野法曹的獨立、獨特職業價值凝聚社會資源,提升職業地位。

3、要通過党建維護律師的行業利益

1)我清楚地記得,前幾年稅務機關考慮加重對律師徵稅負擔並擬執行查帳式徵收方式時,時任律協會長的大進律師、中倫所的學兵主任和我,分別從行業協會、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個人的角度據理力爭,最終保持了相對較低的稅賦水準和相對簡潔的徵收方式。今年,北京律師的稅賦又加重了約兩個點。對於這種事關律師行業整體利益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律協理應加強溝通、據理力爭。

2)律師費是律師工作的應有回報,是律師得以保持職業的獨立、尊嚴與價值的基本保障。律師職業風險高、勞動強度大、知識更新快、市場競爭強、工作成本高、社會義務多,看似高額的律師費,真正用於律師個人生活的,其實比例極低。政府管理律師費,既要尊重律師職業的基本規律,也要尊重市場的基本規則。

3)律師培訓與青年律師扶持這個問題已經講過很多了,我不想再重複。青年律師是北京律師的未來,是中國律師的未來,他們正值艱難時期、正值迫切需要扶持時期,我們該怎麼維護他們的利益?我以為至少應該免除新律師上崗的培訓費,免除或減少徵收入行不到三年的律師年費。

4)加強職業維權與行業服務。這裏講的職業維權並非個案的,而是針對個案與相關部門、機構進行協調,從制度上解決律師職業權利的某類問題。

4、要通過黨建促進制定民主、科學的行業規則

一是要在條件成熟時制定統一律師業務指引,規範和提升律師業務水準。

二是要強化宏觀管理體制、律師事務所品質保障體制,保證律師服務品質。

三是要防範律師執業風險,如落實行業性的職業保險、強化律師事務所的風險防範機制、提升律師個體的風險控制意識與能力。

四是要規範律師執業自由。近來北京律協對非北京戶籍通過司法考試人員在京實習採取了某種特殊的要求,引起極大反響。我完全理解作為管理者的無奈,這一管理律師在京實習的具體規定雖不合理但並不違法。但由此引發的爭議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必要時也應做適當調整。

五是要強化律師執業操守和規則,切實維護律師職業權利。

5、要通過黨建工作營造積極、成熟的行業文化

律師既然稱之為“師”,自然與文化有關:

一要提升律師個體的文化品味。要引導律師多讀書、讀好書,保持良好的學習心態和習慣,使律師個體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一個“有份量”的人、一個“有操守”的人,值得信賴令人尊重,這既有利於律師個體的發展,也塑造律師職業的良好整體形象。

二是營造律師行業的職業文化:律師職業倫理規則、職業價值認同、職業專業技能、律師職業習慣等等,都應是律師職業文化應有之義。

三是使律師文化成為社會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文化說到底是一種法律文化、一種法治文明,民主、法治、專業、敬業、責任、誠信等,均是律師文化的精髓,我們要努力使之成為社會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與文明也總是有載體的,職業倫理規則、職業道德操守、職業技能規則等,均是我們可以著手之處。

三、通過律師党建有效促進律師職業價值實現

(一)律師党建工作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追求

党建工作既要有“功利之心”,更要超越純粹的功利:要通過党建工作使律師個體、律所群體、律師整體都能實實在在地得到好處,要有利於律師更好地服務社會並從中得到應有的回報。新時期脫離這些實際,單純強調黨建的非功利性、奉獻性,黨建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但僅僅用世俗的功利去促進黨建,顯然是庸俗的,也同樣是不可能做好的。党的基層組織,一定要成為律師情感交流的平臺,要成為律師奉獻的平臺,要成為律師實現人生價值的平臺。党的基層組織建設,一定要超越單純的功利,要有一種精神追求,幫助律師實現人生價值、提升人生品味。我自己經歷了從律師到法官然後再回到律師隊伍的輪回,我深刻體會到中國律師是一個有獨立、有自由、有責任、有價值、有品味、有尊嚴的職業,但中國律師同時也是一個飽受煎熬、充滿艱辛、苦難甚至血淚的職業。

(二)律師党建要促進律師實現職業價值

律師職業的高貴,在於其兼具政治使命、法律技能、文化品味與商業運作於一身;現代社會的律師,是政治人、法律人、商業人與文化人的統一體。而社會職業分工視野下的律師,作為各種相互對立、衝突利益的代言人,似乎既代表正義又代表非正義,從職業的工具價值屬性上具有某種天然的“品格分裂症”。“與邪惡為伍、為異端辯護”使律師這個職業容易為權力者所鄙視,為社會公眾所詬病。然而正是賦予所謂邪惡與異端以作為一個人應有的權利,才可能彰顯每一個人的尊嚴與權利——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受到錯誤的刑事追究。——每一個個體權利、具體權利的維護,每一起具體案件的博弈,其實都是糾紛得以解決、權利得以實現、權力受到制約的過程,某種意義上也正是正義得以實現的過程。因此,律師即使在個案中成為“邪惡”的辯護人,其整體價值亦與正義有關。

1、律師的政治價值在於平衡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博弈

律師制度自產生以來,便被賦予強烈的政治意味,負有某種政治使命。這也是律師區別于會計師、醫師、工程師等專業技術人員的根本所在。作為民主土壤所催生的“異類”群體之一,律師在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這一人類社會的基本“博弈”中,始終是公民權利的忠實代表、社會理性不同聲音的忠實代表和以私權利制約公權力的忠實代表。基於程式正義的理念和訴訟制度,律師的存在使“草民”得以向長久以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公權力說“不”。(其典型者如行政訴訟)在此基礎上,在公權力(政府)與私權利(百姓)發生衝突時,律師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橋樑(律師成為權力的掮客即源于此種特殊職業價值),具有一種特殊的、天然的“減壓閥”的功效與價值。(其典型者如奧運期間律師對社會矛盾的化解,拆遷工作中律師對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溝通與說服工作,等等)律師的政治價值還在於促進權力的依法運行和社會機制的自我完善。律師作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或是作為法律顧問參與社會公共決策,或是通過各種媒體發出自己作為自由知識份子的聲音,提出與“政府”不一樣的意見,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民主理應傾聽不同的聲音,既要少數服從多數,也要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作為公民權利和社會理性不同聲音的代言人,律師的神聖職責之一,便是制衡權力、制約政府等掌控公權力機關的行為,維護普通民眾的自由和權利。法治社會中律師的社會責任還包括宣導憲政文化,挑戰現行立法和社會制度中的違憲性:從收容審查制度廢除過程中的“三博士上書”、四律師提請全國人大對《河南省種子條例》的違法性進行審查到律師對黑龍江省恢復強制婚檢制度的合法性提請全國人大審查等,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國律師對於催化具備自我修復、自我完善機能的和諧制度與文化建設的獨特價值與有益嘗試。律師在化解社會矛盾中起著“安全閥”與“減壓器”的獨特價值,也是律師維護穩定、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職責與貢獻所在。律師備受指責的所謂“專為壞人說好話”、“與政府站在對立面”、“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恰恰集中而生動地體現了律師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獨特價值與使命:維護人權、建設法治;制約權力、維護穩定;服務發展,弘揚誠信;宣導公平,實現正義。這不僅是律師的職業職能,也應當是律師的主體價值追求。

人類法治的實踐告訴我們:“複雜的社會政治問題,最終都可轉化為法律問題,並隨時間與程式的推移逐漸降溫”(托克維爾語)。律師既代表私權利制約公共權力,又成為權力與權利溝通最重要的紐帶之一,成為平衡社會綜合矛盾最有效的調節器。

2、律師的法律價值在於為社會提供高度專業化、職業化的法律產品

無論律師介入政治、經濟或是文化領域,都應當而且只應當以法律的方式為之。律師可以立法建議或成為立法專家組成員的形式介入立法,可以擔任代理人或辯護人的方式解決糾紛乃至介入公共性事件,可以法律服務的方式為當事人提供“法律產品”,可以法律專業的身份與能力解讀公共事件或傳道、授業、解惑。總之,律師的法律價值與屬性,是律師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律師社會影響力的最基礎方式。當律師以文學的方式創作暢銷書,當律師以近乎“芙蓉姐姐”的非理性方式而非法律理性的方式介入社會公共事務,當律師儼然以某些群體的利益代言人自居時,這些所謂“律師”也就失去了律師的屬性和價值。

律師的法律價值首先體現在訴訟當中:訴訟的本質正在於“由國家權力而非衝突主體來解決社會衝突”(顧培東語)。在任何一種訴訟當中,律師成為當事人兩造的代理人(中國等國家,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使各種相互衝突的利益在一種理性的程式下以公力的、和平的方式得以解決。從而使正義得以實現,並且以一種看得見的形式得以實現。刑事訴訟中律師的辯護不僅保障著當事人乃至每一個人的權利,而且制約著公共司法權力的依法運行。民事訴訟中平等的各方當事人通過律師的代理,與法庭一起為社會提供合格的“司法產品”。而行政訴訟正是對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採取一種和平、具有嚴格程式要求的解決方式。否則,社會矛盾的累積必然引發激烈的社會衝突,使社會的和諧最終成為“鏡花水月”。

律師的法律價值還體現於非訴訟法律服務之中: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已成為共識,有人甚至將其稱為“律師主導型”經濟----雖有些誇張,但有著相當的合理性。無論政府以“看得見的手”對經濟進行調控和管理,還是市場主體間的經濟活動,都必須依法進行,律師專業的法律服務日益受到重視。而市場主體間日益豐富的經濟活動,無論是上市融資、公司治理還是企業間的經濟活動,律師所起著的、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越來越體現出律師的法律與經濟價值。

3、律師的文化價值在於作為社會的公共知識份子及專業知識分子的擔當

律師天生就應該是這個社會的公共知識份子,宣導一種法治文明:“與人文知識份子相比,律師更少情緒化更多理性判斷;律師具有強烈的規則意識,他可能會鑽法律漏洞,但前提是承認、尊重法律(最可怕的是連漏洞也不鑽,直接視法律如廢紙)。而與法學家相比,律師又更具有行動能力。”(林曉東先生語)思之先生主張律師“要議政,而非參政”。對此我並不完全贊同。參政並非限於國家機關相當級別的工作人員,無論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還是參與國家立法,只要以專業的力量介入社會規則的制定與變革,促進社會公共事件的解決,都是“參政”而非僅僅“議政”。這種“參政”或“議政”,既是律師以政治方式影響社會,也是律師作為社會公共知識份子的天職。區別于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律師宣導法治文明的政治職能,律師作為專業知識分子的價值主要體現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某一領域的專業人士甚至學術權威,為社會提供解決此類問題的公共產品;二是作為法律專業人員,在社會深刻變革之際,為人們提供專業的法律乃至法治視角中的解讀。

從“鄧玉嬌案”、“許霆案”,到“甕安”、“石首事件”;從“彭水詩案”、“王帥案”,到“縣委書記派公安進京抓記者”事件與“人肉搜索”… …社會公共事件,需要律師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專業的聲音、理性的解讀。從刑事辯護,到民商事代理;從企業投資並購,到破產重整;從企業法律風險管理,到VIP(VC、IPO、PE)業務… …都離不開律師作為專業知識分子的調查研究與業務實踐。這也是律師作為專業知識分子的天職。

律師個體要努力成為有修養、有文化、有“份量”的人;律師群體要形成富於自身特色的職業文化;律師要努力使以公平、正義、規範為基本價值理念的律師文化,成為社會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4、律師的經濟價值在於創造價值並節省社會運行成本

1)律師的經濟價值在於創造社會價值。律師只有在提升客戶價值的同時,才可能提升自身的價值。無論是為作為國有資本改革重點的“國企改制”,還是替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重要內容的“農村合作社”提供高端法律服務;無論是通過訴訟、仲裁為企業挽回經濟損失,還是降低企業法律風險;無論是通過破產、重整,還是並購、融資、上市……律師都以其合格的“法律產品”,為社會直接創造巨大的財富與價值。

2)律師的經濟價值在於節省社會運行成本。除卻通過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行政及行政賠償訴訟等直接含有經濟內容的訴訟實現以外,更為重要的是體現於國家社會經濟活動以一種公平有序的方式運行,這種公平性、有序性以及安全性,使整個社會得以低成本運行,避免因無序而造成的社會資源的浪費。

3)律師的經濟價值評判,確實很難有一個量化的標準。單就律師的創收額而言,有“大律師賺不過小老闆”之說。的確,一年做到千萬律師費的律師鳳毛麟角,但這與企業的年產值相比實在太可憐了。但我們也要看到,律師費實際上相當於生產企業的毛利潤。以毛利百分之二十計,創收兩千萬的律師相當於年產一個億的企業,而這律師費往往是由一個或幾個律師創造的。因此,律師特別是優秀律師個體的經濟價值顯然是出眾的。

4)律師費是也僅僅只是律師社會影響力的客觀標誌之一,本身並不能代表律師價值的全部。過於強調商業化、單純數錢論英雄,實際上是對律師職業價值的極大貶低。而在成為“人生之道”以前,律師首先是一種生存之術。作為生存之術(尤其是艱難度日者的生存之術)時,律師的行銷之“術”也就格外受到青睞,這也是這個浮燥時代的特色。於是乎,不僅律師做案件的本份成為一種行銷術,不僅律師出書成為一種行銷術,甚至有人主張並實踐將“公益”也做為律師的行銷術了。這讓我深感悲哀。無論如何我都堅定地認為:“數錢論英雄”是對律師價值的貶低;“公益”淪為行銷之術是律師的悲哀;“泛行銷論”是對律師行業的庸俗化。

(三)要通過党建明確律師的價值取向

律師是公權力與私權利、私權利與私權利之間博弈的理性受雇傭參與者,是合格法律產品的共同生產者,其職責在於在遵守法律規則的前提下實現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最大化。而律師所代表利益的多元衝突,也決定了這個職業註定內部分化,註定與謊言相伴,註定時時面對罪惡、貪婪等人類劣根性。這也同時要求律師在價值觀取向上,理應滿懷光明與尊嚴。否則,律師這個職業將失去民意的基礎,又無以倖免地面對公權力的本能壓制,必將變得不堪與危險。

律師的執業權利與社會地位狀況,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民主法治進程和人權保障最靈敏的晴雨錶。“當前中國語境下法治的基本路徑或重要特色,在於‘具體法治’,意即通過媒體集中廣大而分散的、個體的、弱小的公民意志,形成‘公眾意志’,從而與強大的公共權力相抗爭,並最終改變不合理的現實規則,推動社會的進步。(孫志剛事件即是典型標本)”律師只有將自己融入法治的洪流,融入社會資源的主流並保持職業的理性與異議,其職業價值的提升方可具備不竭的動力。

律師天然地與社會最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緊密相聯: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律師是最重要的促進者之一;律師天然地與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緊密相聯:律師作為權利維護者與社會理性異議者,總是努力保持著社會文化的自由與多元,從而使文化保持活力與創造性;律師天然地與人民群眾的利益緊密相聯:作為客戶利益的代言人,只有提升客戶價值的同時,律師自身的價值才可能得以提升。

結語:要通過党建幫助律師有效提升人品味、實現人生價值

馬期洛歸納了人的五重追求: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人生價值實現的追求。可以說,選擇並堅持律師職業,學習並精神律師專業,執著並奉獻于律師事業的人,都是有精神追求的人。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短短幾十年,只能向前無法後退。無論什麼原因選擇了做律師,党的基層組織,都要努力使我們的律師對自己的選擇有一種認同感,使律師認清自己事業的價值,堅定事業的信心;要努力使我們的律師對自己的選擇有一種尊榮感,既要從律師事業中感受到人生的尊嚴,更要充滿尊嚴地去做律師——這樣,我們才能夠堅守自己的原則與底線,才能夠享受職業的快樂與成就;要努力使我們的律師對自己的選擇有一種歸屬感。

中國畫講究“留白”。我們也要通過黨建工作,使我們的律師在艱苦工作的同時,超越功利之心,提升自己的人生品味與境界,更好地享受人生的樂趣。任何社會與時代的律師,都不可能脫離商業色彩。律師做小人物不要緊,做小人很可恥。律師作為有“名字”、有“身份證”的人,不能為功利之心硬要裝成“有名”的人和有“身份”的人——人沒有追求可悲,但若放棄底線就有些可怕了。律師党建要促進律師“有尊嚴”地行銷,恪守職業道德,做到廉潔自律。要通過律師党建,使律師個體的文化品味得以提升,成為有擔當、能擔當的人,使中國律師有“勇士之果敢、謀士之韜略、紳士之優雅、隱士之淡定”。

我們今天探討了律師党建工作要結合律師職業特點與時代特色來開展,探討了如何通過律師党建工作有效地幫助律師成長、律師事務所發展以及中國律師業的歷史擔當,探討了如何通過律師党建有效地幫助律師職業價值的體現和品味的提升。最後,我用江平老師的話來結束今天的課程:

“律師興,法治興;法治興,國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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