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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以「窃钩」之名审「窃国」之罪

薄熙来案:以「窃钩」之名审「窃国」之罪

吕良彪


薄熙来案:以「窃钩」之名审「窃国」之罪


一、法庭审理:从“政治悬疑剧”到“狗血情感剧”

坊间有评价称薄熙来此番法庭表现“大获全胜”,甚至有人认为这次审理审出真正的“大清官”了。亦有不同意见称薄牺牲了一个“失败政治家”应有的自尊而沦为“自我辩护的犯罪嫌疑人”,为否定妻子证言不惜攻击她“疯了”甚至在当事人王立军、薄谷开来无法辩解的最后陈述过程中曝出二者所谓“奸情”,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从技术角度客观而言,薄熙来在法庭上全面翻供的自我辩护貌似“专业”而“有效”:

一是从法律上阻断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

针对受贿、贪污的指控,薄熙来从来不否认家属收受财物,只是辩称自己“根本不知情”也“不太可能”知情。同时辩称,为实德等所办理事务均属其正常履行职务而非为行贿人牟取非法利益。针对滥权的指控,薄更是用“一巴掌打出一个叛徒”的煽情式言语塑造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乃至正义性。

二是否定或降低证人证言的可信度:

例如连续质问证人徐明而令其无法正面、明确回应;直接斥责证人王某“出卖灵魂”,其证言根本不足信;同时要求薄谷开来当庭对质,提出薄谷开来精神已经不正常,其证言根本不足信。而最为狗血处,则是在庭审最后陈述过程中抛出王立军、薄谷开来的所谓“私情”,既让王立军等无以自辩,又“成功”打造出自己乃梁山卢俊义般系被“失贞妻子”与“变节下属”勾结陷害的“悲情主子”,以降低甚至否定关键证人王立军、薄谷开来证言的可信度。

三是继续秀亲情与担当:

如坦陈自己有外遇致使薄谷开来携子远走他乡;如当庭表达对薄谷开来的关心与理解;恳请法庭不要“榨干”家里最后的温情。甚至坊间流传,薄熙来庭审中公开控诉中纪委对其的精神虐待与变相逼供,同时反思自己人性的弱点……

薄熙来的“雄辩”与“个人魅力”不仅使相当一部分“薄粉”继续拥护薄熙来,甚至认为在当下这样一个贪腐盛行的时代,这样一个级别的干部,在经过数百人的专案组数百日的调查,涉案金额“居然”只有区区2000余万,而且大多数还象是不知情的,薄的“清廉”在当下不仅是极其罕见的,也是经受住考验了的。

 

庭审前,笔者曾发微博推测薄将如何表现:如春桥般倨傲,以体现“失败政治家”的坚定与尊严?如江青般狂妄,以展示自己的“政治正当性”与法庭审判的非正义性?如洪文般“歇菜”,充分暴露幼稚政客的软弱?还是薄氏“气势磅礴”的犀利回击,试图证明自己的“无辜”与“尊严”?这实际上是薄将以何种定位与面目面对历史的重大问题。——薄最终选择了全面翻供的无罪辩护。这一辩护策略选择,既是薄氏经过精心算计后的最后一搏,也是其“好出风头的童子军”式个性使然:

其一,即使所指控的犯罪金额完全认定,其刑罚也不可能重于死缓,也不至于轻于王立军。对未来法律责任形势的这一判断,使其敢于放手一搏。而本案所指控犯罪罪行本身的局限与证据的必然欠缺,也给了薄放手一搏的空间。当然,对于所谓继续追究“漏罪”的忌惮与尚且自由的亲人的考虑,薄的反击亦仅限于自证清白。

其二,只要薄本人不认罪、不悔罪,他的政治尊严与资本就依然“坚挺”,拥护他的薄粉们会依然坚信他的无辜。如果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薄还期待能够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甚至影响到中国继续前进的方向。

三、薄的这一选择,也是其个性所致。作为领导甚至领袖级人物,薄似乎更喜欢亦更习惯于“明星”式做秀而绝不甘于仅仅“导演”式的掌控。所谓“好出风头”、“言语犀利”的评价似乎一直伴随着薄的政治生涯。对不同意见的坚决反击与反唇相讥,几乎成了阻碍薄熙来作为成熟政治家的下意识弱点。在这样一个公开的舞台上,薄不可能任由他人对自己进行指责、教育而保持沉默。他必然如“斗鸡般”进行反击。

 

二、尴尬之源:窃「乱」国之罪与窃钩之名

官员滥权之害有三:“贪腐”最轻:权钱交易、以权谋钱财私利而已,若刘志军;“作恶”恶之:滥用权力为非作歹,若郴州前纪委书记曾锦春习惯性“双规”不听话者;“作乱”最恶:一是以宣传工具传播歪理、编造谎言误导公众、给社会进行集体无意识式的“洗脑”,从而制造“社会性癫狂”;二是违反经济规律通过透支未来营造当下繁荣以追求个人政绩;三是大规模滥用公检法等国家暴力机器、超越法律程序和规则底线进行“打黑”,掠夺民财为其“改造社会”、“创造政绩以博上位”之资,从而导致“社会性恐怖”,若薄熙来。

作为“权力狂人”,薄显然不屑于、亦不需要在意“拿回家”的钱财:他个人生活自然都由组织“包圆”了;而其家庭即使奢侈的支出,以“市长夫人”、“省长夫人”、“部长夫人”、“胜诉在美国”的“成功”大律师的“合法”收入,似也足以负担。更重要的原因还以于以下三点:

其一,当下官员与老板的关系,也早已超越“你付钱我给你办事打招呼”的原始时期。所以如薄这一级别的官员,对徐明之类商人习惯性保持居高临下乃至蔑视很正常。但现实中商人与往往并不需要政客具体为其直接打招呼办事情,而是高官及亲属与其“密切”关系本身就构成一种神秘的背景、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正所谓“一等关系不说话;二等关系打电话;三等关系说好话。”商人正是依靠这种看不见但感受得到的神秘背景获得巨大能量并以此获利。这也正是徐明、薄熙来之流政商关系的玄妙之处。

其二,官员的实际财富,绝非只有拿到自己家里那一点点,而是其对社会财富的实际支配权。仅在重庆,通过“黑打”式“打黑”剥夺民营企业的财富就超过百亿元,这些财产至今去向不明晰。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当是被用于“唱红”、营造政绩工程之所需。这种社会财富的浪费,客观上远比政客及其亲属装入个人口袋的数量要大得多得多、损失也要大得多得多。对此,薄难道不应当承担责任吗?!

其三,在重庆大规模无视法律的“黑打”式“打黑”中,律师李庄被公然构陷,大批民营企业家被“依法”剥夺财产、被关押、判刑甚至处死,相当部分官员被随意处分,“一砣屎”式的“文字狱”屡屡发生……作为这场“黑打”运动的始作俑者,薄熙来难道不需要为这些罪恶承担法律责任吗?!如果任建宇、方洪这些黑打的受害者们能够站在证人席上,薄氏“悲情”、“无辜”的形象将轻而易举被打破。然而,一旦这些人能够站上证人席,唐慧、李途纯们也同样可以站上证人席,那么此类审判追究的又将是什么?这显然不是当局所能够接受和容忍的。

因此,尴尬也正在于追究这些更为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似乎缺乏明确规定。而所谓制造“社会性癫狂”与“社会性恐怖”与“文革”本质并无二致,不能清算“文革”自然也就没有勇气直面薄氏在重庆的“文革式复辟”。故,与当年公审“四人帮”时追究江青参与迫害他人的因行不同,薄的此类罪行均被“忽略不计”。仅以所谓贪腐与包庇薄谷开来的滥权起诉,其实质不过是“以窃钩之名审其窃「乱」国之罪”,一旦“男主角不按剧本出演”,庭审过程中的种种尴尬也就注定不可避免了。

 

三、各得其所:权力博弈的平衡与微妙

此番薄熙来案的审判通过新浪微博进行可控制的直播,这一点既不同于陈希同、陈良宇案甚至刘志军案审判的神秘化,也不同于文强案审判的“伪公开”式表演。而薄熙来本人在法庭上说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时,实际上已自我宣判了其在重庆当政时期践踏法治与人权的罪恶。

薄氏打造“重庆模式”的政治制高点有二:其一,以“唱红”彰显其“红色道统”的“政治正当性”;其二,通过“打黑”实现新形势下的“打土豪、分田地”式“共同富裕”迎合底层百姓。进而以此等“正统”与“民意”为基础,对最高权力发起“起义”式的追逐。

因此,在各方共同认可继任权已基本明确的“江湖对立”时代,薄此种“破坏规矩”的竞争行为虽不乏支持者,但注定难为各方所容,其出事也只是时间与时机的问题。

而“习已为常”的新时代,政治势力的“三国演义”较之双雄PK的“江湖对决”时代更为微妙。薄案既是前朝“政治遗产”,“有限度地处置”薄亦符合新一代当权者的政治战略选择。因此,在各方关注与压力之下,在自主掌控起诉范围的前提下,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审理、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可控制的“微博直播”式公开审理,构成了消解各种政治压力的最佳路径。而薄氏最后对于王立军、薄谷开来的“奸情”式指责,则似乎又使这一沉重的政治问题变得娱乐化,对于消解政治危机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解决思路。

可以说,薄熙来案审理的“空前”公开,是平衡与消解各种政治力量分歧与博弈的结果。而这,也给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提供了两种宝贵经验:

第一,执政党内部权力内部,需要真正的分权、分歧、监督与制约;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监督,必须要有公民与社会的有效参与。

薄熙来案:以「窃钩」之名审「窃国」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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