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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三架马车”与“明星车夫”

吕良彪:权力的“三架马车”与“明星车夫”


  作秀,是政治最后的遮羞布。

  显然,三胖是全球“最奇葩”的政治明星。——不禁暗想:若是薄公子这般人物放到议会、政协......

    从公司治理角度而言:北朝鲜是“一股独大”的“家天下”;前苏联是“内部人控制”的“贼天下”。

——题记

 

【阿呆按:本文发表于李庄二审认罪的重庆“黑打”时期。这是当时分析和担心“薄督入常”的一些随感,建议薄氏这般强势者当入人大、政协之类“软权力”机构以加强对“一线”“硬权力”之监督制约。然“明星政客”一经提出,读者想到的却不仅仅只是薄公子。当时只是对薄公子的重庆“红色恐怖”充满忧虑并警惕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大化,却未曾想到薄氏此后以如此戏剧性的杯具方式退出政治舞台。——可见,上苍有眼。但,薄氏倒台了,“重庆模式”是终结了,还是发展了?】

 

一、所谓“政治”:往往无所谓原则与对错,政客做的基本工作一是台面上作秀,二是台底下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二、所谓权力的“三架马车”:从权力属性上说,立法权、行政权可以“积极主动”介入社会生活,而独立的司法权往往是被动介入公共事务。因此立法权、行政权如两匹烈马带动社会向前进,而司法权则负责规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规范运行(典型者如所谓“司法审查”,由司法认定立法及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不至出轨。

三、所谓“明星车夫”:敢想、敢干、敢说、崇尚并熟悉运用权力;善作秀、善迎合与调动民意,“开国领袖”必然是“明星政客”。此后,可出自草根的明星政客一般至多止步于省(部)级(如仇和);出身“豪门”、根红苗正者,则往往前途难以限量(如“意外折戟”的薄公子)。

四、所谓法治,其前提是推定权力之恶,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来监督和制衡。而推定权力永远正确与政客英明高尚,必然是权力垄断社会资源、“教育洗脑”误导民众的结果。因此,“青天梦”常有而“青天”不常有;“奸臣”常有而“皇帝抓奸臣”不常有;权力不是被关进笼子里而是提着笼子四下里随意拿人。

五、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是人类最基本的博弈。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问题,在于公共权力的过于强大而民众权利的极端弱小,社会性权力基本不存在。权力失衡最大的问题,从外部而言在于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制约的虚无;从权力内部而言在于对一把手监督的虚化。——对一把手监督的不力,源于一把手过于强势的体制和一把手靠山的强硬,从而使其他副手过于弱势。强势而有“背景”的副手,会让一个单位看上去不那么“和谐”——权力的运行不那么铁板一块,彼此防着、看着、小心着,往往是一种最有效的约束。

六、所谓“党内民主”,有利于执政党的建设。而党内民主相当程度上也要靠党内的斗争与制衡。因此,应当允许党内不同声音的出现甚至公开化,这是党内民主的进步。党内斗争的依照规则解决而非依照强力搞定,理应是执政党法治化建设的重大进步。

七、所谓政党领袖的绝对权威,往往随着时间和“代数”而递减。一把手绝对权威的逐渐降低说明着集体领导力量的日益加强,说明党内民主的进步。一旦再难找出足以被“神化”、具备足够威望甚至足够政治“正统性”以服众的、可以拍板定案的领导人个体,集体领导的民主性进一步加强。——困惑在于:中国民众长期以来适应了有强力英明领袖(皇帝?)的社会治理模式。

八、中国的权力可分作“直接性权力”(或称“硬权力”)与“间接性权力”(或称“软权力”):掌管社会政治、经济的直接性权力,如党委(纪委),如政府(尤其是警察),如检察院(反贪侦查、公诉等职能);通过监督制约促进社会进步的间接性权力,如人大,如政协,如法院。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直接性权力机构的一把手、管理作为工具性日益强化的公检法机关的一把手,过于强势,蔑视规则,善于政治运动,无疑将是民族的灾难。间接性权力机构往往过于弱化和虚化,对社会事物不可以越疽代疱、不能够主动任免干部,需要强势领导强化其应有之职能,则民主与监督力量将得到更进一步加强,执政党也将在党内公开、民主、合规的斗争中进一步向前迈进。  

九、所谓“老人政治”,某种程度上亦是中国式权力制衡的有效方式之一。现行体制之下,前台“直接”掌握软、硬权力的领袖(硬权力)往往难以受到有效制约,“老同志”的存在与“掣肘”(软权力)往往也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约束。

 

十、几点联想:

明星政客敢折腾、善折腾、能作秀、有能量;
明星政客直接掌管政治、社会、经济权力,是民族之灾;
明星政客放在人大、政协等加强法律监督、民主协商,乃民族之幸。

 

 

不禁暗想:若是薄公子这般人物放到议会、政协......


吕良彪:权力的“三架马车”与“明星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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