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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常识与“主义” ——不同价值取向思维之争

蔡霞:常识与“主义” ——不同价值取向思维之争

所谓启蒙,无非普及常识。

——吕良彪


一、常识与主义的争论

近几年不时发生“主义”与常识的争论:一方强调要承认常识、回归常识,另一方强调要坚持“主义”。争论的双方都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但价值取向思维则有着根本的不同。  

  
常识来自于生活。常识不仅追问“是什么”,而且追问“好不好”、“该不该”。所谓“好不好”、“该不该”即是对人的生存发展利弊得失的考量。无论人种与民族,无论古今与中外,只要是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实现最基本的价值需求。它具有普世性。常识,就是来自于人的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和表达。
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制度、路径、方式,使普世价值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却不是普世的。普世价值实现的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发展水平的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即是不同国家的人们生存发展境况的差别甚至是巨大的差别。

常识反映的是普世价值,而“主义”则是对某一价值的突出强调和包装。人的生命状态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发展之基本价值需求是多样多元的。正因为不同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不同,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实际生存发展中,所凸显的价值需求就有不同,因而对不同价值需求的突出强调,就构成不同的“主义”。“主义”即是对所突出强调之价值的系统思考和表达。

生活是常识和“主义”之根。常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基本价值需求的体验和归纳,“主义”是在常识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考。经典源于经验,“主义”是对常识的总结和提升。“主义”具有的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思想功能,可以指导人们深化对生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指导人们自觉地追求价值、实现价值从而不断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文明水平。

然而,无论“主义”多么深奥,它都不能违背常识。也就是说,价值思考可以有“主义”,但“主义”不能绝对化。一旦“主义”绝对化,必然违背常识,伤害常识,成为反常识反生活的谬误,就必然损害人的生存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生存发展所需之基本价值的实现或缺乏,表现为利益的实现或剥夺。而政治的底蕴在“利益”,政治即是对价值的规定和分配。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主义”是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化。谈“主义”,最终是为了解决价值欠缺的实际问题。空谈“主义”没有意义,最应该关注的是问题。所以,胡适的“多说点问题,少谈点主义”成为经典名言。

就价值取向的思维特点看,西方是常识性的价值取向,是在常识的底线上来判断和认知“是非得失”;而中国基本上是“主义”性的价值取向,常常用“概念化”的“主义”思维来决定“是非得失”。当下中国社会思想领域里的常识与“主义”的争论,既包含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之争也包含着不同的价值思维之争。

二、破除“主义”思维,才能迈出真改革的步子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东西方国家都遇到了许多问题。西方不少国家在反思中着手新的改革。回看中国,将近40 年的改革开放,既给我们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我们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并以政治改革来带动经济、社会改革,走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雾霾”。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徘徊在行政改革层面,集权与人治依旧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法律管不住权力,权力任性妄为,党内贪腐几无净土,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中国生长出一个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以致矛盾冲突不断,且日趋尖锐激烈。若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有效化解各类复杂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今天就经济谈经济,就教育本身谈教育,都解决不了问题。而各方面问题一层层追问下去,最终还会追问到体制机制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政治改革迫在眉睫。

然而,“主义”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就因意识形态的固有特点而成为深化改革的思想羁绊。由此,尽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全面改革方案、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但两年多过去了,问题依旧,有些甚至更严重了。原因之一,就是一触碰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就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争论,“绝不”、“不搞”之类禁止性的声音压倒邓小平提出的“大胆创、大胆试”的思想方法,改革沦为空谈口号。事实上,“主义”思维成为维护权贵市场经济、维护既得利益,压制改革探索的政治大棒。不破除“主义”思维,改革就迈不出真步子。

回想结束文革后,尽管有了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但固守“主义”模糊价值甚至背离价值的思维方式依旧根深蒂固。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起步艰难,杜润生曾与一位老干部有过一次发人深思的对话。那位老干部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搞文革批判过的“包产到户”,那是资本主义。这么搞下去,你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呢?杜润生说:“我要农民”。小岗村农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有人向万里汇报,小岗村农民在偷着走资本主义的路。万里说:人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正是因为杜润生、万里坚持常识,所以当人的生存发展和“主义”思维发生冲突时,他们顶住了“主义”的压力,选择了维护农民利益。

说到底,回归常识看问题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的认识基础,如果连人的生存发展最基本的价值需求都无法保护实现的话,那么坚持“主义”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直接危害社会民众利益。就此说来,胡适当年呼吁“多谈点问题少讲点主义”,至今依旧很有针对性。尤其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地摆脱长期专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教条性、排斥性、绝对化,渗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它潜隐无形但却支配着许多人的思考。比如文革时期的“拧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比如前几年的“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拿下钓鱼岛”等等。这种宁要“主义”,不要常识,否定常识、背离常识的“主义”思维,使诸多问题不断积累而难以化解,最终危害人民大众的利益。事实证明,“主义”背离常识,就会堕落为荒谬的谎言,甚至可能成为一种逆时代进步潮流的保守或反动思想。为了推进改革,我们必须承认常识,回归常识,进而突破“主义”思维,挣脱荒谬谎言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
 

三、坚持思想的开放性,繁荣思想市场

西谚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就常识和“主义”的产生发展来说,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流动变化过程,也是人们不断深化对生活的认识而不断接近真理发现真理的思想过程。这两者结合的产物表现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常识是思想的发端,生活是理论的活力之源。各种各样的“主义”,都是从各自所侧重的价值角度,努力揭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努力使思想不断认识真理,接近真理。就此,标志思想成果的“主义”还获得另一种形态——学术,“主义”是构成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的本性是开放。开放,就是“主义”必须始终面对实践,对生活保持谦卑,对常识持有敬畏,从生活常识里不断汲取思想养分。坚持各种“主义”的平等对话、自由思想,造成开放繁荣的思想市场,在各种“主义”的碰撞、争鸣中提升思考能力和理论品质,才能始终保持“主义”的盎然生机和蓬勃活力。
 

所以,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穷尽认识穷尽真理,而必定存在思想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构成“主义”的边界。如果把某种“主义”夸张到极端,实际上就会阻断人们通往真理认识的道路。孤立强调某种“主义”,甚至以强权意志将某种“主义”定为一尊,打压其他的“主义”,这个“主义”就会走向自身反面。生活是垄断不了的,这就决定了无论什么“主义”,只要膨胀到以为可以垄断思想垄断真理,最终必然会因隔绝了生活常识的滋养,而使自身生命活力枯萎。无论这“主义”如何宣称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它都不可避免地被生活所击碎,即便是权力和金钱,都挽救不了它必然衰败的命运。

由此,坚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不以“主义”思维来禁锢学术,而是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破解“主义”思维的封闭性、排斥性、绝对化,是我们深化政治改革,减少中国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重大失误的必要思想条件。再有一点,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前提是面向实践、回归真相、尊重常识、实事求是,而不是空谈概念。任何刻意掩盖真相的说法做法,实质目的是继续思想专制,阻挡中国进步。这种做法,无论其声称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谎言就是谎言,它永远变不成真相。真正做到面对事实、承认真相、尊重常识,我们的改革、我们国家的进步才是有希望的。


  

蔡霞:常识与“主义” ——不同价值取向思维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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