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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良彪:性,是政治——兼谈当下为何必须追究“快播”们刑事责任

吕良彪:性,是政治——兼谈当下为何必须追究“快播”们刑事责任
【题照: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



【常识】1966年3月11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彭真汇报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些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反讥道: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大事】不久前,娱乐圈的“大事”,莫过于《武媚娘传奇》“神秘”停播数日后“重见天日”时,观众“惊讶”而无奈地发现:其中香艳动人的“酥胸”、“大波”悉数不见!当下的娱乐大事,则莫过于“快播”及其高管的被审判。——诚如福柯所言:性,是政治。压抑民间性的表达,通常无外乎以下几种需求:一、政党虚伪自我标榜之物;二、权力控制思想之术;三、权力管制言论之术;四、政治斗争与抹黑政敌之法门;五、权黑结合非法敛财之手段。

——题记



吕良彪:性,是政治——兼谈当下为何必须追究“快播”们刑事责任



一、性,是人最基本的权利:食色,性也。性,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李银河曾主张“成人”、“私密”、“自愿”之性自由三原则,同时也是人权自由之基本原则。——百姓裤裆,风可进雨可进,警察不可进!

二、性服务业,当去罪化乃至合法化:2012年间尝闻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迟夙生律师拟向全国人大提出“性服务业合法化”之议案深表钦佩。——包括“性交权”与“性交易权”在内的性自由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自古有之、全球有之。权贵们的性交易早已公开化、公款化、特权化、明目张胆化,而百姓的性交权、性交易权屡屡沦为公安、黑社会敛财之道。迟律师的这若能提出这一议案,无疑将具有历史性的启蒙意义。

三、人为使性产业非法化的实质,是牺牲民众权利以满足虚伪的政党政治正当性需求:某种意义上,是基本的人权与自由问题,是宪政问题。//@梅春来律师: 如果性合法化,那么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存在了,所以性合法化是宪法的问题,不是立法的问题。

四、顺我者昌,逆我者嫖:一、揪住“鸡巴”乃是为了管住“嘴巴”,如薛蛮子事件;二、阉割下身乃是为了毁掉上身:侮辱和限制思想;三、“生活作风”则往往是整人的最基本手法,从文强到收拾文强的薄熙来乃至黄松有、薛蛮子们,性问题都是搞臭他们的基本手法。//@徐锦川:我们的裤裆风雨全无兴趣的,恰恰政府极度关注。

五、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阵地:有声音称:前番东莞“扫黄”,或剑指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乃至成为高层政治博弈的重要战场。无论真假,因为禁止而使性服务更加稀缺,亦成为黑恶势力及其背后权力所争夺之利益已为不争之事实。

六、性自由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主张性产业去罪化乃至合法化,是争权利,不是鼓励道德沦丧——正如主张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绝非主张乃至实践同性恋。民主既包括少数服从多数,更注重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以避免多数人暴政。

回复两类无聊质问:一是质问支持者何不让自己家人去卖:这里讨论的是性产业合法化而非高尚化的问题,是人的基本权利而非无聊争论;二是质问杀人、贪污也存在难道都应当合法:性,是公民最基本的自由权,并不伤害他人权利。至于性交易对手配偶的“性专属权”、“忠诚权”,是买春者的义务而非性工作者的义务)。杀人、贪污绝非人的基本权利而是对他人权利的不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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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性,是政治

——阿呆在风仪坊王小波读书会上的即兴讲演


引言:人性的光芒与灵魂的孤独

泰戈尔说:天空不曾留下翅膀的印记,我却已经飞过。

其实大家在一起不在乎谁讲了什么,不在乎讲得好不好,不在乎我们听到了什么。值得在乎的是我们有人在讲,在乎我们大家在听、在分享,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光芒,是一种生命的快乐与享受,是一种力量与传承。多年以后,我们能够记得今天这样的午后,记得这个下午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一切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品味。我想,这就足够了。

我不懂王小波。我一直很使劲地在听徐老师——阿呆注:徐锦川,风仪坊著名坊友,两届“夏衍剧本奖”得主,“王小波门下走狗”之一。

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到徐老师的《美丽生命》,我感受到的是作者所经历的对生命的思考、对灵魂的拷问,而灵魂注定是孤独的,无奈的,无助的,挣扎的。

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当一种渺小的力量与一种巨大的力量相抗争时,就争出一种崇高与悲壮。所以,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式的纠结、康德关于仰望星空与内省道德律的言论、苏格拉底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对生命的救赎格外令我们心动。而王晓波作品中那种人性对自由的渴望与无奈的纠结以及虚幻的勃起或雄起,与唐吉柯德相比多一些反思与煎熬,便不那么喜剧;利时与王朔相比多了一份深沉少了一份痞子气,便不那么流俗和现实;徐老师的《美丽生命》有哲学式的思考,但没有太深太重的生命纠问。

——这是徐老师和我们的悲哀,也是徐老师和我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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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人性:自由与纠结——从王二的“老二”说开去

1、性,是最本源最深刻的人性

无论是王二豪迈的老二,还是著名的龟头血肿,王小波的力量在于剥去一切让我们看自己内心的东西,可能不美甚至丑陋,但那能够扎进你的内心——真正的文字,是足以扎进心尖扎出鲜血的。

王小波多是占据着精英至少是自以为精英们的大脑,这很牛,也很不牛。——李银河则目前向下,直指人的下半身。她提出著名的性爱自由三原则:自愿、私密、成人,与其说是为性爱争取应有之自由空间,不如说是为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大声呼喊。或者说我们将其概括为:我们的裤裆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所以,某种意义上,李银河与老公异曲同工,甚至更牛。


2、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王晓波之与王朔:

王朔说:人分为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

王晓波说:人分为我们和他们。

某种意义上王塑是大师,王晓波是天才。大师注定是滋润的而天才注定是要短命的。——天才几近疯子,典型者如凡高——凡高疯了,死得也早;晓波先生被很多人认为离疯子不远死得也早——那是天才们的宿命。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坊宝徐锦川,要保护风仪坊的天才。不要奢望徐锦川成为王晓波,徐老师脱不下他的袍子去不了太多欲望少不了太多生存智慧。徐老师的烦恼也正是我们作为凡人的烦恼与幸福。

徐老师千万要想得开,毕竟做王晓波的老二还是不如做徐锦川的老大来得爽一些。我们要给自己的欲望一个容器,我们要能够时时直面自己的心灵,我们要努力做到人生的坦然、释然、超然与自然。


3、从王二的“敦伦伟大革命友谊”说开去

《黄金时代》里对王二与陈清扬的关系描述是:敦伦伟大革命友谊。敦伦,周公之礼最后、最重要、最本质的夫妻行为方式,作爱,性爱,操。为什么要称之为敦伦呢?说到底,是人给自己动物性行为制作的一块遮羞布。

刚才徐锦川说王晓波雄性、理性,周国平细腻、感性,所以感叹男不可不读王晓波、女不可不读周国平我是不能认可的。周国平对人性的剖析非常之深刻,例如他在《人与永恒》里大致这样论述过: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总是羞于其动物性的一面,于是总要为自己动物性的行为蒙上一块遮羞布:吃是动物性行为,但人却称之为美食、称之为饮食文化;防寒是动物性行为,人发明了时尚、时装、服饰文化;性交是动物性行为,人类便将其冠于爱、温暖、责任等动人光环。唯有排泄,是人无法美化的动物性行为,所以文明社会一定要躲起来干,文明社会人最难忍受一进厕所一排人光着屁股蹲在那里五官挪位(顺便说一句,性高潮时人也会五官挪位非常使劲)使劲排便。

这便是人性自由与社会环境之问题,人性欲望与社会规则、社会角色面具约束之问题。不同的社会环境,给予人的个体自由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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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人性,与社会——从陈清扬的求证“非破鞋”说开去。

《黄金时代》里王二与陈清扬的故事是从陈清扬向王二求证自己不是“破鞋”开始的。陈为什么是破鞋,因为大家认为她是破鞋,尤其领导认为她是破鞋。——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暴力与荒唐逻辑:和非老公的男人发生关系就是破鞋。说你破鞋你就是破鞋,不是也是;说你不是破鞋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人性在这样一种权力暴政和多数人暴政的淫威之下,苦闷、无所适从、缺乏安全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社会语境之下,性爱与权力便有着无比紧密的联系:


1、中国的性爱或个性之自由从来都与权力相密相联。

宰相老爷是情趣问题,巡抚老爷是习惯问题,知府老爷是小节问题,知县老爷是作风问题,草民贱民是不得了的流氓问题甚至要被关被杀。到了天子老爷那里,那就是游龙戏凤的佳话了。


2、中国的性爱与信誉评判从来都与道德控制紧密相联。

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即是典型。而但凡中国的政治斗争,都是需要从道德上彻底抹黑和打倒对手的。性问题在当下,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抹黑手段:近到李庄在重庆的被嫖娼、发小姐式的短信,到黄大法官被传喜糟蹋未成年少女,莫不如此。

说到底,一个人,一个群体,影响社会的基础都是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在这一切社会资源中,道德资源是最为基础性的资源。中国人是很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具有足够的道德资源和摧毁对方道德资源,从来都是政治斗争乃至商业斗争(典型者如当下正在进行的国美陈晓、黄光裕之争)的首要战场。


3、中国性爱的扭曲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性的诚信缺失。

有种未必完全正确的说法。说是国外年轻人婚前疯得很,往往有过数十乃至上百个性伴侣和性爱方式;在阅尽春色体验够快乐后,婚后往往忠诚于自己的家庭。而中国对于处女和贞节近乎变态的推崇与巨大社会压力,使得年轻人婚前鲜有性经历,往往要留到婚后补课——婚外性行为,必然陪随着压抑与背叛,谎言与欺诈。对人性之扭曲无疑是巨大的。


4、中国的性爱之承载日渐单纯是人性解放的重要标志。

性爱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承载的东西是很多的,例如爱情、例如自由、例如人性之解放、例如社会之控制、例如社会之评价。所以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会将男主人公从阳萎到勃起视为人性从扭曲到舒张的过程;所以所谓伤痕文学里,总伴着性爱的焦虑到自如。

——让人性回归人性,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5、中国性爱畸形与社会政治畸形

中国专制政权几千年,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政权若非民选则其政治正当性会存在疑问,当权者之政治自信心亦会受到影响。而当当权者缺乏足够的政治正当性与政治自信心时,便会出现太多违反人性与常性的现象:


一曰婊子政治:当政治自信心缺失时,便需要以所谓的英明、正确来确立自己的政权正当性。在种情形之下,必然呈现台面上说得比什么都漂亮,台底下做得比啥都龌龊的婊子生态。必然呈现出对政治对谎言与虚伪的极度依赖。必然热衷于攻击人家是多么的乱我们是多么的好,从前是多少的坏现在是多少的牛。必然尽可能地垄断公共媒体进行洗脑式的宣传。必然盛行对处女膜的公开修补。而一旦真话出现,就出现了不得的杀伤力。

二曰太监政治:因为缺乏政治自信心,所以多为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所谓政绩工程,所谓在我任内灿烂辉煌在我身后管你咋样,莫不如此。政治作秀盛行,决策的拍脑袋盛行,政策的可笑性与非稳定性盛行,司法的权威与中立荡然无存。一切只有算计,一切只有当下。

三曰强盗政治:将人人都有可能被变成破鞋,或者说谁是谁就是破鞋,这是权力暴政与多数人暴政的产物。人人自危,人人时时可能求证自己不是破鞋而不是被证明是破鞋。将一部分破鞋平反为非破鞋而另一部分依然是破鞋,既让被平反的破鞋感恩戴德死心踏地又让其他仍然破鞋着的人们心生不满又满怀奢望,因而永远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反抗者!——这就是权力的无耻与高明之所在。


民主的真正含义,理应既包括少数服从多数,更应该包括尊重和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应有之义。然而在中国,在一九四九后,后面那层含义被人为地、有意地甚至是阴谋式地忽略了。正所谓历史常常被涂脂抹粉,直教人看不清本来面目。——作为民主法治启蒙者必然首先是自由主义者——王晓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启蒙者。徐锦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有足够勇气和启蒙者。


当然,我更不是。我只不过一个有些可笑甚至疯狂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连民主主义者都够不上。这一点可能有负张一平兄的厚望,虽然我极希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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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人性:渴望与压抑——从队长号召对王二和他的破鞋的批斗说开去


应该说,中国已经从王二的专制时代走到了徐锦川笔下人物的威权时代。纵观历史,一九四九后的时代有得有失,总体而言走的是强权政治的路子,走的是牺牲个体权利换取群体强大的路子,走的是牺牲公平换取效率的路子,走的是中央大一统的集权牺牲地方共和自治的路子。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孙中山理想中的社会治理状态——虽然离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分立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社会二元结构的失衡与权力对权利的压抑。队长的恣意和王二、陈清扬们的逃亡,是几千年权利面对权力的无奈、无助与恐惧的生动写照。究其原因,在于权力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于对于权力的神化与权力制约的虚化。在于权力的老虎从来没有被装进过法治的笼子。


于是,我们会出现百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百分之四十三以上的社会财富;于是,我们仅有百分之七不到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于是诸如洗脸死、躲猫猫等新型死亡法不断面世。


王二们的希望在哪里?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东西。(此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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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我们的态度和秉持——从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说开去。


1、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历史感

知识分子是具备文化知识的人的责任与担当问题,不是掌握某些知识和信息本身——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徐锦川有权以“久假而不归”“诽谤”张召忠,张召忠亦有权不理会徐锦川而依旧不归。我们都有权坚持自己。不能用道德攻击否定他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一句话,我们都要活在当下,都要有独立性。一如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一如徐坊宝说他既反对天朝,也不同意于许多人民群众的意见。

我思我所思,我说我所说,我做我所做,故我在。

同时,我们还都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强大如毛泽东者,亦是同样关注自己的身后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祖宗、面对子孙后代。


2、知识分子的宿命和秉持

我欣赏犹太圣经中的一段话:

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们所能够改变的;

我们要有足够的坚强去承受我们所不能改变的;

我们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区分前二者。


我很认同以下几句有些绕的话:

其实往往有些话咱们说了跟没说一样;

但即使是说了跟没说一样也还是要说;

有些话说了、说多了,跟不说、少说一定会不一样。

——这就是社会在进步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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