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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良彪: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论


    吕良彪: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论


 

中国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中国不能没有制约的力量。否则,再清廉的政府也会走向疯狂的腐败。——无论其曾经清除过多少腐败份子。


反腐败是执政党在与时间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变革,还是崩溃。当下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另一方面也要格外防范通过反腐败“斗争”而形成的领袖权威沦为个人崇拜。

——题记


吕良彪: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论


 

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前夕,河北省委书记终于被指为“腐败分子”而“被拿下”。——此前不久,政治局有常委“被发现”是“腐败分子”;有委员“被发现”是“腐败分子”;有原军委副主席“被发现”是“腐败分子”;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被发现”是“腐败分子”;有大法官“被发现”是“腐败分子”;有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头子“被发现”是“腐败分子”......“义正辞严”地惩治这些“腐败分子”,“一次又一次”地昭示了我党(尤其是新政后的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可,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些无一例外地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分子”呢?!为什么诸如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之类的地方,就出不了这样的“腐败分子”呢?!


确实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为何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何会被指责为“权斗”或是“守着粪堆打苍蝇”,为何当下中国会给人感觉“越反越腐败”?!——中国党和政府这六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反腐败”,确实始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究其特性与功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执政党自我净化需要

“为人民服务”始终是论证政党与非民选政权合法性的最核心基础。腐败过甚,政党与政权根基不存。——仅仅依靠媒体粉饰与暴力维稳,显然不足以长久。


二是执政党内部权力斗争需要

毛时期的权力斗争,多以历史污点与政治反动为由。“四人帮”事件,相当意义上是一次政党内部的“战争”与“准政变”。邓时期华、胡、赵的下台,主要是党内各派势力博弈。此后,反腐败成为权斗的最主要形式:其一,腐败大面积盛行,几乎无官不贪;其二,以腐败之名惩治,对手再难翻身;其三,领袖掌控力呈“代际递减”趋势(今上的强势似是一例外),政治分歧、路线之争,已不足以整治对手。——中国自古驭官术核心有三:一是是官就得分左中右,断不可铁板一块以利圣上平衡驾驭;二是是官就得让你贪,人人屁股都莫能干净。形成利益群体,往往是官员对上忠诚最可靠的基础;三是随时可以收拾任何出问题的异类分子。——“有特权,无人权”,是专制体制下官员的必然命运。

三是执政党昭示其恩泽社会需要

官员贪腐,本是执政党成员对社会犯下的严重错误。组织成员对社会、对民众干了这样的错事,原本就是依靠成为执政者一员而做的恶,惩治作恶者,原本就属于执政群体对社会、对国民“损害赔偿”的一种最起码形式。——这个群体的可笑而可怕的逻辑就在于:它本应感到羞愧的“损害赔偿”行为,却总被粉饰为其伟大、光荣、正确之处;它本应为之的、有限度的“改正错误”行为,却堂而皇之地被歌颂为对民众的新的恩惠。


吕良彪: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论

【阿呆曰:一切权力的老虎,都应当被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都应当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独立的司法体系与有效的舆论监督(而非事后打死老虎式的宣传),则是打造这一笼子的必备元素。】


当下“反腐败”仍然处于执政党内部整肃阶段,除却官员表面奢糜、公然作恶在互联网与“中纪委”为代表的上级权力双重作用下有所收敛外,尚未惠及社会与百姓个人。——“没有政改的反腐败,不过守着粪堆打苍蝇!”在相当程度上为知识界与民众所认同。随着周老虎、徐老虎们的“现形”,中国的反腐败将如何继续进行下去,中国社会又将做何种转型,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某种意义上,“可控性”是执政党“安全感”的基础。对此,阿呆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其一,反腐败斗争必然会强力持续。

十九大的人事问题,是关乎中国未来与相关群体身家性命的大事。更为紧要的,此番强力反腐败,乃是中国未来一切“健康变数”的前提,是中国稳定与政改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当下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另一方面也要格外防范通过反腐败“斗争”而形成的领袖权威沦为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要格外防范通过反腐败“斗争”确立的领袖权威转向个人崇拜。


其二,随着毛邓以来最大政治强人的出现,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掌控力大大增强;同时,领袖对社会掌控的欲望也必然会膨胀式增强。

铁腕治吏(打虎拍蝇)、铁腕治军(强国论加反腐)、铁腕治舆(对体制内外舆论的严控)、铁腕治理社会(加大对社会群体事件的控制力度和对“首要分子”的惩治力度)、铁腕治理市场(典型者如以公安介入救股市)等等,充分展示出其对“毛氏铁腕”的崇尚;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外交策略(对韩、朝关系的变化可见一斑),都表现出其吸收“邓氏智慧”的理性。——某种程度上,所谓“打通前后三十年、不要用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的新的党史观,意味着当今对打通“任督二脉”的渴望与信心。

其三,反腐败是强力治标的措施,也是为未来可能的转型争取时间与机会,是执政党在与时间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变革与崩溃的时间赛跑。

中国大陆不可能再出现毛泽东,也不可能出现蒋经国,或者是普京,中国新领袖对大陆未来的走向影响至关紧要。——而领袖的风格,既取决于其自身的特质,亦取决于时代的发展与民众的觉醒。

其四,要避免“老人干政”,但也要防止对反腐败之名“定向清除”党同不同意见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的国度,党内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的存在,甚至“离退休老干部”的影响,也是对正掌握权力者非常有限的一点点制约。——中国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中国不能没有制约的力量。否则,再清廉的政权也会走向疯狂的腐败,无论其清除过多少所谓“腐败分子”。


吕良彪:中国特色反腐败“斗争”论

当下要继续深化反腐败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直面以下问题:

一、反腐败是整顿吏治而非政治运动更非清除异己;

二、反腐败促整顿吏治,官员的不作为导致社会经济出现短时期问题甚至严重问题,不能归咎于反腐败;

三、反腐败不是激化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需要被反腐败的对象才使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

四、反腐败需要清除当下经多年积累形成的问题,但并不是将问题向前推诿,而是要了解和掌握问题的成因,寻求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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